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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贡地区的藏族服饰:典雅华丽奇异华美

中广网 青海分网 2003-11-06 14:25:36


    
    藏族是自古以来繁衍生息在隆务河畔的古老民族。在隆务河流域全长近二百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藏族人民,由于受地理环境及周边民族文化的互动和影响,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服饰款式;又由于特殊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产劳作需求及社会活动限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服饰民俗。隆务河畔的藏族服饰,追求典雅华丽的美学品格,注重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的奇异华美,强调整体效果,是隆务河流域藏族人耿直豪放、热烈淳朴的性格特征的再现,传达着他们以富为美、以贵为美、以重为美的审美情趣,表达着独特的个性特征和深沉的文化意蕴。
    据传抄本《宗教源流》记载,隆务河流域的藏族一部分为秦汉时期西羌的一些部族发展演变而来;一部分是吐蕃统治时期吐蕃军队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从省内环湖地区迁徙来的一些部落。可见其族源上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背景。著名学者王昆吾根据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观点,以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资料为依据,提出“藏民族是在畜牧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
    而古代史的研究和考古发现也为我们展示了藏族先民的服饰情状。在晋宁石寨山战国至秦汉时期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上的近三百个人物图像中有辫发者,其服饰特点是男女均左右梳辫,均穿袍式衣服或毛皮披风,袒露一臂或双臂,并配有发饰。这里的辫发,正是羌人或藏族先民吐蕃人的基本发型样式。而在新石器时代活跃于隆务河流域的古代文化中有许多就是被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先羌文化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从目前出土的大量古文物中发现了很多串珠,据考证这些串珠都是从女性墓主的墓中发掘的,早期人类从实用到审美的足迹略见一斑。而大量的陶纺轮、骨锥、铜锥等物品也向我们昭示着一个讲究服饰制作工艺的时代的基本状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绿松石制成的串珠佩饰、海贝石贝制成的装饰品,玛瑙珠、琥珀质地的饰品及铜质地的连珠饰品,这些古老的饰品,无言地诉说着其佩戴者特殊的审美情趣,折射出藏族服饰文化中服饰从简、佩饰从繁的遗风,为我们勾勒出早期藏族先民着用骨锥、铜锥加骨针缝制的皮装,佩各式饰品的从容风姿。据史料记载,羌人对我国西北各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隆务河流域及整个甘青藏区的藏族都是以羌人为基础形成的。羌人的“辫发”、“大襟长袍”等在藏族服饰形成演进过程中逐步内化为藏族服饰的基本特征。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新疆哈密地区,曾出土过距今三千年左右的男女古干尸,干尸的大致装束是蓄发结辫,着毛布长袍或毛皮大衣、长筒皮靴、毛织裹腿、束腰带、单臂或双臂袒露。这份珍贵的考古发现再一次证明了羌人服饰与藏族服饰互为参照、融会生辉的状况。隆务河流域作为“羌无弋爰剑者,为秦所执……”“亡于三河间……” 的具体地方,也成为羌文化的生息之地,尽管我们无法描绘当时藏族文化随西羌部族发展演变的情况,但史料和现代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情状的惊人相似却传达出两种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信息。至吐蕃部族入住隆务河流域,一方面是藏文化得到了极好的弘扬与发展,同时,吐蕃时代唐蕃和亲政策也给吐蕃以致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汉族先进的服饰工艺也被吐蕃人接受,于是精美的丝织品、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发达的制作技艺风靡吐蕃,至今供奉在布达拉宫的松赞干布泥塑像,着右衽长裙、窄袖、肩披裙被,腰系饰金宽带,头戴毡帽,足蹬靴履,很有汉服神韵。这种文化倾向体现在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上,即贵族服饰中出现了挂面皮袍,挂面质地有布、丝绸、锦缎等,与此相适应,饰品等级观念也日益明显,不同质料的饰品配以不同质料挂面的皮袍,当然本质上是服从于不同等级人们的需求,服饰的标志功用日益强化,并在细节上起到身份标志的作用。我们在同仁作田野考察时曾了解到古得地方的富家女子头饰种类繁多,造型独特,悉数佩戴完毕得用一整天的工夫;麻巴、浪加一带头饰、颈饰、耳饰、手饰等都显示着娘家或婆家的经济状况,这也应验了“藏人的财富在身上”这一俗语。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了文化的形成演进及服装观念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传达着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影响的信息;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服饰文化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自身特殊美学风格的发展历程。
    我们知道,民族服饰文化与该民族特殊的生活环境有关,与该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密切联系。隆务河流域在黄南大地上绵延近二百公里,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泽库草原到风和日丽、气候温和的隆务河谷再到山势险峻风急天高的隆务大峡谷,海拔从4700米一直下降到2000米以下,现在年极端温度可达零上30℃和零下30℃。不同的气候特点和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独特的三大民俗文化圈。即以麻巴、浪加为中心的农业区服饰文化圈;以隆务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服饰文化圈和以泽库为中心的牧业区服饰文化圈。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层累地形成的,是本文化圈中的每位成吊对传统文化实践的总和,它的定型,标志着本文化圈区别于其它文化圈的文化个性和文化风格的形成。它对本文化圈内成员的影响是深远的,体现在其行为方式及精神观念等方方面面,使之呈现为一定的文化类型和人格类型。正如社会学家约翰·杜威所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出生于其中的民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这种特殊性形成了不同服饰文化圈中由自然环境、民族行为方式及变迁演变进程的具体差异性所造成的个性风格的差异性。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缚戎人》中记载了“一落蕃中四十载,遗著皮裘系毛带”的蕃区生活情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几乎都有身着“皮裘”的服饰习俗,在隆务河流域繁衍生息的藏族人也不例外,都要着羊皮加工而成的羊皮藏袍,藏语音译为“子化”,不挂面,领、襟等缀以红色、黑色布边或虎豹皮边,显得朴拙大方,御寒性强。这也是原始藏装较稳定的一种定型化模式。从浪加、麻巴到隆务镇再到泽库草原,仅从藏袍上我们可以看出服饰文化明显的差异性,可藏袍的基本样式差别不大,就是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纺织业的发达而形成的布袍、绸缎袍,也没有更大的变化,这说明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其形成发展要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宗教、道德、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制约,而一个民族在上述因素的整体影响下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宗教信仰和审美价值也同样具有牢固性,这正是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和整个藏族服饰的共性所在,也是隆务河流域三大服饰文化圈的共性所在。当然这种共性还体现在服饰中大量装饰品的造型、色彩及质地上。
    隆务河上游的泽库大草原,海拔较高,气候寒冷。虽然泽库藏族的大部分是从气候温和的同仁迁移过去的,但在适应高寒气候和游牧生活的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泽库藏族服饰较之同仁地区变化较大,成为牧业区服饰文化圈的典型。泽库女性的发式主要有二种,一为中分头梳小辫子型,小辫子根数视头发疏密程度而定,依次披在肩上,辫梢部结成一条或两条长辫,装在特制的辫套中,或塞在腰带间。辫套是藏族头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辫套制作工艺较一般,以红布为质地,以缀饰品取胜,一般有精美的镂花银盾、大珊瑚、贝壳等物,从背部一直垂于长袍下摆处,从后面望去,端庄中有雍容之美。另一种较常见的发式是中分头梳两条长辫子,辫梢再系上红色丝线组成的流苏即“加拉”,并借用一些黑色丝线与辫梢合编在一起,别人腰带间。由于泽库草原气候寒冷,平日里须戴帽子,因此女性头饰品数量相对少一些,代之以漂亮的礼帽、昂贵的狐皮帽等,劳作时也佩戴较轻便的方头巾。泽库女性注重耳环、耳坠等首饰,多为金、银制品,也有珊瑚、松耳石等。金银耳环制作工艺精美,有掐丝、镂空镶嵌等形式,多数耳环上还要挂上耳坠子,以玛瑙、珊瑚为主,层层叠叠,垂及前胸,又用各式串珠连接在胸前,与以珊瑚、琥珀、密腊、松耳石等大小相近、形状不同、五颜六色的珠宝串成的项链相映成趣,装饰意味浓厚。泽库妇女还喜欢佩戴象牙手镯和镶宝石的戒指及各式护身符,以多为美、以贵为荣。泽库藏袍是上下连属式的藏族传统服装,右衽、交领,形制宽大,较长。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影响,泽库藏袍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被称作“子化”的大羊皮袄,这是日常生活中较普遍的一种服饰,制作简便,顶多在领面、袖口、襟、摆处饰以黑色或紫红色布条而已,是平日劳作中的基本服饰之一。二是用羊羔皮作里子,用毛料、布料或绸缎挂面的长袍,藏语称“擦日”,这种服饰制作工艺较精美,男式领子以豹子皮或虎皮制作,皮子加工技艺优良,袖口、下摆、襟边以黑条绒、黑平绒滚边,并以麝香皮压边,也有以织锦缎压边的,价值昂贵,美观大方。女式服装领面用豹皮镶包,袖口、下摆、襟边都以“十样景”氆氇和水獭皮镶包两道边饰,非常华美。泽库服饰中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件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并存的皮腰带,多为羊皮或牛皮质地,以圆形银质品有规则地排列其上,女性系在腰间有飒爽之气,男性则陡增威武之风。伴随皮腰带还要系上很长的彩色绸腰带,女性的腰带两头从后腰部系结后垂下,有婆娑之美,男性则系结于腹部,有坚实之感。正是这些别致的腰带成就了男女着装效果上的差异,形成了特有形式美感。男性系腰带时要将长袍下襟提及膝部,宽大的衣怀开成天然兜囊,许多常用物品可直接怀揣;女性长袍可长及脚面,宽松的袍子束之以腰带,则更显其窈窕丰姿。同时腰带也用来佩挂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及饰品,为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又增添了佩环丁当的审美情趣。泽库男性还喜欢佩戴大圈银耳环、银戒指和大颗珊瑚、松石等串成的项链,以及各式银制护身符。泽库男子在盛装时还要佩挂长短大小不一的两把藏刀,长刀用来护身,短刀用来吃肉剔骨用餐等,其装饰意味很强,刀鞘包银,缀以珊瑚等饰物,并雕刻有虎狮龙凤等吉祥图案。小刀一般挂在右侧腰部,长刀刀刃朝里横佩在腹部,显得威武勇猛。从上述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饰物中我们还发现泽库藏族人偏爱那些价值昂贵的、天然的、恒久不变的、可以代代传承的质料做饰品,显示出一种质朴无华的审美心理。在泽库女性的装饰品中还有两件是与草原游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那就是“约隆”和“阿隆”。“约隆”俗称“奶钩”,早期是用牛角制作,月牙形,是妇女用来钩住奶桶、防止牛奶倾洒的一种钩器,一般佩在腰部右侧,后来,它逐渐失去了劳动工具的功能,演化为女性必不可少的饰物,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当牛角奶钩演化为装饰物后,被银质奶钩所取代,并雕有海螺、莲花等吉祥图案,镶嵌着珊瑚、翡翠、松耳石等珍宝。“阿隆”是女性佩在左侧腰部的一件饰品,由于藏服无口袋,胸前衣领交叉处自然形成的兜囊一般要装大件物品,于是用来挂手巾的一件物品就出现在衣饰中,逐渐演变为银质装饰品,由微微鼓起的桃形和月牙形连接成一体,下端有空眼,系有名色绸带,增添了一份飘逸之美。总之,泽库男女服装简洁大方,主要以繁缛华丽的各式饰品缀饰,形成华美奇异的风格。其中宽窄不一的虎皮、豹皮、水獭皮镶边是其显著特征之一。据民间口碑和藏文文献记载,这种服饰习俗最早是由藏族远古时代的功勋带即为打仗勇敢者奖励的授带演变而来。授带等级分为水獭皮、豹子皮和虎皮,早先是戴在脖子上的,由于数量增多改为绕脖子斜挎到右腋下拴结在一起,又由于骑马、挥刀极为不便,就改为缝在衣服边上,久而久之,就演变为服装上不可或缺的装饰品,成为审美观念的物化形式和财富的象征。
    服饰具有蔽体和装饰的双重民俗性格,隆务河上游泽库藏族服饰,选用的衣料比较单纯,多为自养自产的羊皮和羊毛织品。为了弥补服饰选料单一的缺陷,他们强化了其装饰意味,尤其在各种佩饰上极尽想象之能事,从头到脚,无不加以饰物点缀,并且以繁杂、贵重取胜,讲究色彩的醒目艳丽和造型的繁复华美,在极朴素的衣料上创造了华丽富贵的审美品格。作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表现方式之一,它也更多地折射出泽库藏族热烈豪爽、野性强悍的风情写意,是草原游牧生活中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所促成的粗犷、豪放的个性的某种体现,集中了民间智慧和民众的审美趋同性。
    隆务河流域麻巴、浪加一带的藏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男子着装较之牧区在风格上趋于简洁化,保持了肥腰、长袖、大襟、无兜、束腰带、袒露右臂等传统服饰特征,其显著变化是佩饰相对减少,服饰的质地、饰物、饰纹等比牧区的更趋精美、精致化,表现出农业区藏族对逐渐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步适应过程。因为“服装”的穿着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个人趣味,而且也顺应地域的需要,以符合他的环境的标准。所以农业区藏服适应相对温暖的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劳作的需求,在质地上多以褐子、粗布、条绒为主,形式上追求轻便、简洁、单薄。男女多戴宽边礼帽,类似于《宋史·吐蕃传》中所言“响嘶哕毡冠”。冬季盛装时戴狐皮帽。狐皮帽即用价值昂贵的藏狐皮或赤狐皮制作的帽子,帽筒用绸子或织锦缎面料缝制,顶部多用各色绸缎叠压,美观醒目。狐皮帽一般是围帽筒卷上去一周,脑后接有开口,缀饰彩带,额前狐毛蓬松、脑后彩带飘动,正如藏族民歌所赞颂的那样:“狐皮帽子毛儿黄,轻风吹动像波浪。”“戴上狐皮帽子上山顶,轻风吹着好像一朵花儿红。”这两首民歌中体现了藏民族对狐皮帽的喜爱之情。民间还有有关狐皮帽的神话传说,说是一个青年在智胜昏庸君王时曾得到狐狸的帮助,后来被百姓拥戴为王时,为了报答狐狸助人的恩情,便佩戴狐皮帽以示纪念。在麻巴、浪加一带,女性的狐皮帽顶部还巧妙运用了刺绣技艺,绣上了象征吉祥、平安的如意莲花图或佛教吉祥符。这一带妇女普遍梳两条辫子,未婚姑娘梳一条辫子。已婚妇女的辫子垂于背后,覆上各式彩带,这些彩带形似辫套,用来佩戴装饰品,以各种组合方式排列“银盾”(银制碗形装饰品),这些“银盾”大的如同龙碗,小的形似酒盅,上面精雕细刻着各式花纹,镶嵌着红色、绿色的宝石,美观大方。喜佩戴大颗珊瑚项链,二三圈不等,与各式护身符交相辉映,显得珠光宝气。相对于这种日常装饰,农区的节日盛装要繁复、华丽的多,首先是中分披发,并依次编上十几根小辫子,再将用红布做成缀满“银盾”的发套固定在发上,发套上宽下窄,长及脚跟,“银盾”随发套形状,从上到下也呈双排至单排排列,几乎盖住了藏袍后背的全部,显得雍容华贵。头饰顶部为珊瑚串左右交织,垂至额前,与长穗耳坠或大圈耳环相映成趣。由于这种头饰戴起来繁琐,分量又重,所以只在节庆时佩戴。这一带藏族妇女佩戴称作“高热”的头饰,为一种有花纹的银制饰品,上嵌珊瑚、松石等,连在发梢上,置于背部,别具一格。隆务河流域农区藏袍由于受附近年都乎、郭麻日等村庄土族服饰的影响,形成了与整个藏区长袍迥异的风格,那就是传统交领被斜襟方形翻领取代,不管是氆氇藏袍还是羊皮大袄,或以本色布做成方形翻领,或用羊皮制成方形翻领,并且袖口也同样翻卷,显示出交相辉映的服饰风格。关于这种服饰风格,我们在调查时了解的民间口碑资料以为:一是对土族服饰的吸纳,二是对元代蒙古屯田军人服饰的仿效。我们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公元5---6世纪,逐渐强大的吐谷浑曾统治过隆务河流域,其“着裙襦”、“披发为辫”、“缀以珠贝”的服饰习俗难免影响了当地藏族,吐谷浑后裔今互助土族男女装均以方形翻领为基本样式,民族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认定同仁土族时,这种方形翻领也是依据之一。这种现象也再一次证明由服饰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
    以隆务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服饰文化,体现出对农牧区服饰文化的提炼与概括,既继承了传统藏服的特征,又在服装的质地、款式的精练化方面作出了选择。如女装在选料上多用绸缎做面,棉布挂里子,方形翻领以对比色强烈的绸缎制作,追求华美的风格。节庆期间女性头饰盛行一种披发式样,两鬓碎发编成若干条小辫子,拢于脑后,佩戴被称作“加卡”的发套,为紫红布面料,长条形垂到藏袍下摆处镶水獭皮的地方,上面缀着两排大小一样的“银盾”。两鬓碎发辫间要佩戴由大颗珊瑚串成的珊瑚链,垂至两肩,拢着脸颊,显得端庄凝重,形成一种典雅之美。隆务镇四合吉、苏乎日等村庄男子在节日期间还佩戴一种红缨帽,此帽形似太阳帽,尖顶斜檐,从顶部缀以红色粗丝线,覆盖帽檐,帽边以黑色滚边装饰,整个帽子底色为白色,里子为红色,系红色帽带,据说是元代蒙古族官帽在隆务河流域的演化。男女装均出现了工艺较细的刺绣品,如男女衬衣领、女性辫套等处均刺有花纹图案。
    综观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其造型、色彩、质地、纹样等方面显示的独特风貌,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服饰文化的漫长演进过程中,藏民族传统文化、宗教观念、道德、价值观、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等,无一不或深或远地渗透到其服饰行为中,影响了其服饰民俗的形成。我们知道,服饰体现的是人类审美意识的凝晶状态,而美的形式和造型,又离不开具体人文环境和自然生存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于是隆方河流域藏族服饰在继承本民族传统服饰特征的同时,又包含丰富的社会内容,联系了众多的文化现象,囊括了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现象,形成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为主的服饰艺术特色。
    首先,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为我们展示下一幅民族融合与文化共享的优美画卷。当地藏族服饰文化中掺杂了羌、吐谷浑、蒙古、汉族等服饰文化因素,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上民族变迁过程的复杂性,折射出作为民俗文化传承的服饰文化其本身的变异性是在复杂的文化整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隆务河流域从古至今都是几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种格局也造成了多种文化的杂居现象,文化在历时共存的大背景下,不断相互吸纳、融合、调整,并不断派生出新质,以弥补现存文化的不足。在此过程中,本来作为民族标志因素的服饰文化在保持“我有的,你没有”这种单一独特功用的同时,又在文化参照过程中创造“你有的,我也有”的平衡格局,导致了服饰文化多元融合的局面,形成了隆务河流域藏族服饰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特点。比如对装饰性强、色彩鲜艳醒目的纹样的偏爱心理,反映在服饰的领口、袖口、下摆、帽檐等处的特殊纹样装饰上,以递增排列的方式强调以多为美的审美观。喜欢用“十”字和“  ”字形及云形图案来装饰衣衫,一方面是对藏传佛教的情感认同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自然界美的事物一种亲近感和情感趋同。而“    ”字形后来也是整个信仰藏传佛教的民众对出现在释迦牟尼胸部瑞像的符号的共同膜拜心理的再现,被借用到土族等其他民族服饰中成为民族审美心理中重要的审美物象之一。同时隆务河流域服饰中土族方形小翻领的借用,蒙古族官帽的形象化演绎,羌人辫饰习俗的承继,汉族刺绣技艺的运用等,都暗示着历史上文化交融的重要信息。  
    隆务河流域藏族在服饰色彩中追求强烈对比的反差效果。崇尚色彩的鲜艳醒目和协调统一。往往选用红与绿、白与黑、赤与蓝等对比色,造成夸张而和谐的色彩效果。在藏族人的原始色彩审美观中,黑色和白色如同黑夜和白昼、光与影一样,是自然界根本的颜色,也是早期先民着装的基本色。在后来的色彩观念中,也形成了以饱和度极高的未经调拌的原色来展示其朴实强烈的审美情感的特点。在隆务地区六月会上,我们看到许多女性的藏袍以对比色鲜明的腰带来反衬色彩美,如绿色或蓝色织锦缎长袍以火红或明黄色腰带,甚至两三种对比色腰带复缠,造成鲜艳夺目的感觉,而在厚实凝重的棕色系水獭皮镶边的映衬下,任何一种夸张的色彩搭配都不为过,反而显示出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巧妙地遵循了色彩学的基本法则。藏袍在穿着上要体现出“露一手”的特点,因此在袒露右手时又格外追求衬衫色彩与长袍色彩的对比统一,衬衫选色以白色、粉红色、淡黄色为主,强调与长袍的和谐,多在反衬中求和谐。衬衫讲究长袖,一般长出手指有一尺多长,平时卷起,歌舞时放下,藏族人所谓长袖善舞的艺术风格正是来源于此。在衬衫与长袍的色系搭配中也讲究对比,比如以粉红色衬衫配墨绿色长袍,在一般色彩学中,这是两种不和谐色的组合,会产生突兀的感觉,而在藏族妇女的衣袍上却平添了一种醒目动人的光芒,这种反常而巧妙的色系搭配原则,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反映了一种质朴的审美心理。藏族人的色彩尚白习俗,在服饰中也有突出的反映。他们认为白色象征圣洁、纯净、美丽,具有雅致、平和的感情色彩,是一切美好与善良的事物的象征。其服饰习俗中以白色为美的意识十分明显,白色衬衫、白色羊皮袍是他们的基本服饰之一,而佩饰中的白银制品其种类繁多、造型奇异也堪称奇观,充分反映了藏民族古拙、质朴的美学观点。隆务河流域同时是闻名遐迩的热贡艺术的发源地,热贡艺术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夺目鲜艳富有装饰性的色彩艺术令人叹为观止,其色彩运用艺术中的色彩搭配艺术与周边民族尤其是藏民族的色彩审美观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在服饰造型与纹样设计上,藏族服饰讲究造型的概括与抽象,以宽松肥大的款式勾勒了人体基本形状,一般不讲求细部的剪裁。适应高原寒冷的气候环境,将厚实的质料与简洁的款式合而为一。白天一根腰带束衣,既暖和紧凑又勾出了身段,夜晚解开腰带便能合衣而眠,正如青海民谚所言:“汉民的铺盖在炕上,藏民的铺盖在身上。”体现了尊重生活习俗、尊重气候条件的择衣观念,显示了服饰造型上合理严谨的结构艺术。另外,藏服造型独特性还表现在领、袖、摆边饰的和谐统一、长短的搭配适中、宽松与紧凑的有机结合和线条的流畅自如上。威武的狐皮帽、宽大的藏袍、精制的靴子、耀眼的佩饰组成了藏服造型艺术的基本形式,也符合民族较深厚的文化心理。图案纹样是一个民族社会经济特点和文化心理状态相结合的产物,散发着特殊的审美情趣和象征意蕴。在藏族服饰艺术中,从其佩饰系列的造型纹样分析看来,主要有取自自然界,受自然界各种物象启发的纹样,如云形纹,水波纹等;也有现实和想象中的动植物类抽象化纹样,如龙凤纹样、莲花纹样及羊角形、牛角形纹样等;还有更为抽象的“十字形”、“   ”字形纹样等。这些图案纹样本来与藏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再加上宗教的种种的解说,内在地规定了人们的注意视点,便成为藏族服饰艺术刻意追求的图案纹样。隆务河流域农区及城镇藏族,吸纳了周边民族刺绣技艺,并艺术化地运用到自身装饰系列中,其发套、衬衣领、针线包等饰物上首选的题材便是上述蕴含着民族复杂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图案纹样,并固执地认为只有这些纹样才能带来吉祥平安,才是最美的;因为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已形成习惯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便具有异乎寻常的固执”。
    在佩饰的选择上,藏民族充分体现了以多为美、以重为美、以贵为美的美学价值观念。人类最早的佩饰及美感产生在狩猎劳动的过程中,最先引起人类美感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对象——动物之美。人们用猎获对象的皮毛、爪子、牙齿等物来装饰和美化自身,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那样,最初的人们“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就是力大的人”。这种装饰品在满足人类的功利情感的同时也逐渐满足了人类的审美情感,成为其审美意识的浓缩点。隆务河流域藏族均普遍喜爱象牙手镯、象牙戒指及象骨制作的各种佩饰,也反映出其传统观念中以贵为美的特点。同时藏民族喜欢佩戴原始本真的自然宝石,如金、银、珊瑚、玛瑙、琥珀、绿松石等,在装饰过程中,更喜欢在金、银制品上镶嵌宝石,以多为美,显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在他们的头饰、胸饰、腰饰品中,珊瑚罗列、玛瑙交织,琥珀、绿松石相间,在雍容富贵间流露出质朴无华的审美风貌。比如我们在四合吉村见到的一长方形辫套,以红色织锦缎为底,上面依次排列了两行“银盾”,“银盾”大小如龙碗,“银盾”上不仅镂刻了吉祥图案,还镶嵌了各式宝石,辫套两侧顶部各置一颗颗大珊瑚,并吊有长长的红色丝线制成的流苏,凝重中显出飘逸。
    服饰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还可以使人们在了解其质地、款式、色彩及饰品的前提下,透视某一民族的历史、风俗及宗教信仰,并由此更深人地探讨其文化心理。隆务河流域藏族早期信奉原始宗教——本教,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勃兴和盛传,隆务河流域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藏族原始多神教,其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到服饰民俗中,认为金银等质料贵重的物品能避邪禳灾,故要终生佩戴以示对邪魔的恐吓和威慑。本教崇拜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认为敬畏和崇拜它们能得到相应的护佑,于是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而生于斯山斯水的草木土石都具有了神奇的灵性,随身携带必能祛邪避灾,护身符的出现就是这种需要的直接现实化。据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先生的考察,他在藏区所发现的一些具有神圣意义的青铜器物和珠宝碎片,不是作为纯粹审美意义上的装饰品而使用的,而是一些宗教信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具有避邪祛灾功用的护身符使用的。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其许多观念和象征符号也随宗教的深人人心而融进了藏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服饰民俗上,首先是宗教观念的具体渗透,早期御邪饰物护身符进一步演化为被称作“嗄乌”的各式佛龛,内中或装有道行高深的高僧大德的像章或相关的纪念品之类;或装着写有和印有祈愿文和咒语的纸片,或装有寺院中获得的灵符,如结节丝带、绸带、小佛像等,还装有活佛的头发、贵重藏药如麝香等,在随身携带,佩挂胸前时,“嗄乌”也被赋予了装饰功能,于是白银成为其首选质料,精美吉祥纹样的镂刻和各色珠宝的巧妙镶嵌,如藏族人所有的佩饰一样被强化和突出,“嗄乌”有方形、佛龛形、椭圆形、鸡心形等,各种形制的镂刻也是随形写意,多以八宝图案为主,蕴含着向善向美的意味。佛教图案纹饰的被移植,一方面丰富了藏族服饰文化的具体式样,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在泽库藏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各式精美的护身佛龛,而且还能在各种颈饰中见到一种红色的护身线。奥地利维也纳博物馆收藏着藏学家内贝斯基收集的宁玛派的三种重要的护身线:乌龟紧腔、雍仲绕脐和人鬼紧口,其意义和功能与我们常见的红色护身线是基本一致的。实用与审美、功利与装饰如此鲜活地存在于藏民族的服饰意向中,充分表明了藏民族在装束打扮这种日常行为中,赋予其极高的文化内涵,显示出藏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绵长发展历程。
    另外,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意识的反映,体现着宗教信仰的某些特点。前文多次提到藏族服饰袒露一臂的特点,除了高原气候温差大,早晨寒冷时套上两衣袖,中午炎热或在劳作时则褪去右袖,是为了散热、便于劳作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对来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的仿效,也显示出鲜明的宗教观念。



来源:SRC-157  责编:焦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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