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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洞察历史审视环球把研制原子弹提上议事日程

中广网 青海分网 2003-12-03 17:34:09


    
  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冲击波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上横扫亘古荒寂的时候,毛泽东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嘀铃铃响起来,周恩来略显激动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却显得异常冷静。究竟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外国人不承认怎么办?他说:要详细查清楚。
  大约人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久久的冀盼一旦实现,潜意识里往往会闪过短暂的疑惑。此刻的毛泽东是否持这样的心态?何况,13日和14日,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副总指挥刘西尧曾两次从试验现场报告:从最坏处出发考虑问题,有可能出现炸药爆炸了而核爆炸未发生的情况。因此,毛泽东此刻心里产生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的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再者,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是要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事件,不能因一时的兴奋简单地根据某些现象仓促作出判断。冷静,稳健,智慧,是毛泽东的临事风格。
  不久,电话里又传来周恩来的声音:“主席,经现场进一步考察,原子弹爆炸试验确实成功了。”
  “再查,不要忙于公布。”
  放下电话,毛泽东走到窗前,他那深邃的目光穿过树干不高但枝叶茂密如伞状的龙爪槐,越过庭院径侧苍劲、挺拔的古柏,看得很远,很远……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10年前,也是群雁南飞的金秋,也是周恩来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地质部反映,广西发现了铀矿。一句话激起了毛泽东全部的兴奋神经,他当即要周恩来约地质部负责人明天一谈。
    明天一谈,如此紧急,实在有些异乎寻常。其实,只要回顾一下近几年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情况,就十分明了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将战火一直烧到中朝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很快把美军逐回到三八线以南。
    世界为之震惊。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时乱了方寸,在玩弄停火阴谋的同时,乞灵于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时威胁说;“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是反对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但7年后他登上总统宝座,“一阔脸就变”,居然也声称:“为了避免使进攻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然,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
    随后,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的头面人物还不只一次地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美国几次三番地在中国头上挥舞原子弹,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1951年夏,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主席、1935年因发现人工放射性获诺贝尔化学奖的著名核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对他即将学成归国的学生杨承宗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对于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那数十年来为中国人民遮风挡雨的伟岸身躯,自然感触最深,压力最大。他和地中海岸边的约里奥的心是相通阁。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迫使毛泽东下决心研制核武器。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在50年代,世界上流行这样一种观念:核武器是现代化的和唯一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军备,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核武器就意味着低人一等。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弹。
    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间,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丛林上空的硝烟陆续散去,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果实初结。这时著名核科学家钱三强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提出了包括研制原子弹在内的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设想。国内要求发展核技术、研制原子弹的呼声日益高涨。
    毛泽东洞察历史,审视环球,从时代特点、人民要求、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然地把发展核科学技术研制原子弹提上了议事日程。
    关于核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是有所了解的。当时科学家们艰苦创业,训练了一些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是铀矿资源方面呢,音讯尚无。如果只有核科研这只轮子,没有铀矿资源这另一只轮子,原子能事业这辆列车是开动不起来的。美国、英国早期研制原子弹用的原料是从刚果、南非、加拿大购买或掠夺来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一般物资尚且如此,逞论铀这样的战略物资。其实,即便能买到,中国也买不起。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必须立足于国内的铀矿资源,舍此别无他途。
    正是在毛泽东运筹发展原子能事业,急于想了解铀矿资源方面情况的时候,传来了广西发现铀矿石的消息,这能不令他惊喜万分,并急于想知道进一步的情况么?
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
    第二天,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带着从广西捎回来的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来到毛泽东住所的会议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已经坐在那里等着了。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刘杰的简历。汇报会从一开始便充满了亲切的气氛。
    刘杰先介绍了铀元素的特性和战略价值,接着汇报了地质专家去广西等地考察铀矿资源的经过情况。
    他边说边拿出蜡黄色的矿石标本请毛泽东、周恩来观看,并打开探测器作表演。当毛泽东、周恩来从探测仪器中听到嘎嘎的响声时,既感到新奇、神秘,又显得格外高兴。
    “下一步有什么安排?”毛泽东问刘杰。
    “根据专家们初步考察的情况看,我国南方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的可能性很大。”刘杰回答说,“这些地区有湖南衡阳、郴县、汝城,江西的上饶等地。我们准备组织力量在这些地区进行勘察工作。”
    毛泽东听了刘杰的介绍,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插话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又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起身送刘杰到门口,他握着刘杰的手,端详着这位瘦瘦的有着宽广的前额和机敏眼光的39岁的年轻部长,笑着嘱咐说:“刘杰,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要哟,要好好干喽!”
    由于发展原子能事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际政治斗争中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事关重大,毛泽东于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他说话时眼光落在李四光和钱三强身上,大家都明白,今天的老师就是他们了。
    李四光首先对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赞同,接着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工作的筹备情况。钱三强则着重介绍了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美、苏、英、法等国发展原子能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所做的工作。为了加深大家的直观印象,钱三强拿出物理所自己制做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当计数器发出嘎嘎嘎嘎的响声时,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亲自做试验,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赞成发展原子能事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三个多小时。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饭。毛泽东本来不喝酒,这次却特意准备了红葡萄酒。席间,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让核工业坐上汽车前进
    1954年10月3日,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会议室,中国和苏联两国最高级会议正在进行。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中苏双方各自对国际局势、国内情况作了阐述和介绍后,赫鲁晓夫主动问中方。
    苏联派出最高级代表团前来参加我国国庆5周年活动,表明中苏友好进入最佳蜜月期。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不久就取代马林科夫成为苏共第一把手,但他还面对着以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为首的强大的反对派。这次他亲率代表团访华,就有寻求中方政治支持的底蕴。因此会谈中他主动作出友好的表示。
    会谈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商定,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也要抓住时机争取苏联援助,以求有个较高的起点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因此,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你们在这方面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回答感到突然,愣了一下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不用大家都来搞它……。如果你们十分想要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会太多。”
    显然,赫鲁晓夫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当然,答应提供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即使美、英已经宣布放弃在科研和核能民用方面的保密政策,也不失为一个友好的表示。至于“核保护伞”一说,民族国家观念极强的毛泽东是一定会嗤之以鼻的,只不过当时不是表示的时候罢了。所以,他只点了点头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苏联氢弹爆炸的冲击波不仅冲破了西方原子孤立主义的围墙,也进一步推动了美苏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深感核原料的匮乏,因此,提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联合开发铀矿资源的意向。鉴于在开办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等四个中苏股份公司时的某些教训,所以,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动议起初持不赞成态度。但是,考虑到这有利于引进、掌握铀矿地质勘察技术,毛泽东还是批准了中苏关于在中国合营开发铀矿资源的议定书(一年以后改为中国自营,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这导致了中国大规模铀矿地质勘察工作的开始,使中国地质人员较快地掌握了铀矿地质勘察技术,并较快地解决了中国核工业建设初期所需资源问题。
    1955年至1958年,遵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中国政府抓住赫鲁晓夫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寻求支持,对援助中国核工业建设有所松动的机会,在核领域又和苏联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包括一个科研协定,两个工业协定和一个武器协定。随着这些协定的签订和贯彻执行,中国在青海高原,玉门戈壁,大青山下,黄河、湘江之滨,摆开了核工业建设的主战场。
    中国核工业建设,由于引进技术的成功,起点比较高。如果把生产工艺研究、设备试制比作坐牛车阶段,把大规模建设,研制原子弹比作坐汽车阶段的话,中国的核工业不是先坐牛车再换汽车,而是从一开始便坐在汽车上前进,得到了超阶段性的发展。
未雨绸缪晴天备伞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放大了的人际关系,也常常因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1958年4月18日和7月21日,苏联先后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共建伏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7月3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同毛泽东会谈此事,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辞拒绝。赫鲁晓夫恼羞成怒,从此开始了他破坏中苏关系的一系列行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见微知著的毛泽东,洞察五洲风云变幻,从那年5月开始,频频向二机部领导人发出了晴天备伞的告诫。
    5月16日,毛泽东在二机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6月,毛泽东以强有力的手势指着宋任穷的鼻子说:“中国核工业建设一定要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二机部于1958年8月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边干边学、建成学会”的工作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核工业建设往自力更生的轨道上倾斜。
    在强调自力更生精神的同时,对于轻率对待苏联技术问题,毛泽东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纠正。
    1959年,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有的人头脑发热,要对苏联提供的铀同位素分离工厂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宋任穷等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意这样搞,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汇报。两三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宋任穷。
    宋任穷详细汇报了双革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且说:“我以为,搞地质,盖楼房,以及对卢些工程辅助系统,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革新、改造,但反应堆、扩散机等工艺设计和设备,我们还未弄明白,没有掌握好,怎么能随便改呢?”
    毛泽东追踪着谈话人的思维轨迹,谈话人的话音刚落,他便点头表示赞同:“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
    毛泽东的话,既内涵深刻,又形象生动。宋任穷困部传达后,那些主张对苏联设计和设备要革新改造的人像注射了一针清醒剂,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不出毛泽东所料,苏方答应于1958年11月运交中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在满洲里车站的中方接运人员等到的只是西伯利亚的寒流。他们中途变卦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来信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赫鲁晓夫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已经不是秘密了。热风吹雨的7月,飞峙长江边上的庐山。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不理他那一套(对苏共中央来信不予答复)。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刘杰从庐山回到北京,马上部署应变工作:组织核原料的简法生产,安排扩散机分离膜的研制,抓紧原子弹的研究攻关……
    1960年8月,赫鲁晓夫集团终于撕破脸皮,公开毁约停援,但这时,我国原子能事业已经基本上转入自力更生的轨道,没有发生大的震颤,更没有因此造成混乱和停顿。
让核工业开花结果
    60年代初4苏联毁约停援,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失误一起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天灾人祸象一双巨子突然遏制住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陷入了困难的泥淖。
    原子弹还要不要搞?严峻的形势引发了种种歧见。
    在最高决策层,有人提出了尖端武器研制放缓的意见,在经济部门,有人认为“搞原子弹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主张索性“下马”算了;一些从事常规武器研制的同志又抱怨常规装备投入太少,“尖端挤了常规”。
    疑问,忧虑,抱怨……
    性格豪爽的陈毅元帅对原子弹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分量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一听说有人想打退堂鼓就火冒三丈,气愤地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他还对核武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陈老总的这些名言,传遍了核工业战线的山山水水,像一团火在十万大军的胸膛里燃烧、温暖,鼓舞他们去战胜饥饿、严寒,攻关夺隘,要把“争气弹”搞出来。
    l961年春天的日子真难熬呵,堂堂共和国总理的餐桌上也一样缺肉少油水。但是,周恩来的眼光并没有固于一张小小的餐桌,他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了集中力量争取3至5年突破国防尖端的战略构想。7月,针对二机部提出的问题,李富春副总理经过调查研究和组织协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经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审定后发出。
    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肩拉手推,一心要使核工业这辆车子突出泥泞、崎岖,送到宽阔平坦的道路上去。
    毛泽东倾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影响论”、“挤论”之无理自不待言,问题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底子那么薄,灾情又那么重,暂缓的意见就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现在暂缓,形势好了再上,一下一上,一晃几年时间就过去了。而且,省出三瓜两枣来,于国民经济也无甚禅益。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要他处理、决策。
    就在这时,一份《关于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方针和情况》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聂荣臻根据有关部门搜集整理的材料撰写的。毛泽东审阅后,迅即让秘书给聂荣臻打电话传达他的批示“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先研究,8月份我将亲自找你们谈一次。”
    这时是1961年7月,聂荣臻正在北戴河出席国防工业会议,聂荣臻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分析研究了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认为:在原子弹研制方面,二机部集中一批科学家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已经探明的铀矿储量,完全可以满足初期发展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弹装配的一系列工厂,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短缺的重要设备,也已在国内安排试制……
总动员令的签发
    “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在审阅总参谋长罗瑞卿3天前写的一个报告时,目光停留在这一行字上,不禁思绪万千。
    什么时候爆炸原子弹,这是全国人民也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1957年三机部(后改二机部)提出可能在1962年爆炸。那个时候核工业建设尚处在勘查选择厂址阶段,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但由于苏联答应提供援助,作这种希望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苏联毁约停援后,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困难重重,二机部把爆炸时间推迟到1964年,有这么一个设想,便于规划工作,有个奔头,其实大家心里并没有多少底。而康生却在这时候横插进来,表演了一段小插曲。
    1960年初,周恩来召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时,毛泽东约见了几位参加学习的部长,其中有二机部部长宋任穷,“理论家”康生也去了。
    “老宋,什么时候爆炸原子弹呀?”康生见宋任穷就问。
    “原来想在1962年,现在苏联拒绝给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爆炸时间可能要推迟到1964年。”
    “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1962年好。”康生接着还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
    宋任穷对康生的话感到很恼火。你康生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就这么信口胡说。平时说说也罢,偏偏当着毛主席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实际做不到怎么办!所以,宋任穷一再声辩,1962年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是有考虑的。1958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次年7月,在得知苏联食言拒绝援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商定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推迟到1967年。毛泽东在原子弹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的。此刻,他见康生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就说:“康生,你去当二机部的部长吧。”
    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哑口无言了。
    宋任穷这才放下心来。他嘴没说,心里说:“你康生明知办不到硬说办得到,不怀好意。”
    现在,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经罗瑞卿转述),并且详细分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依据。毛泽东看着看着,不由得频频点头,欣然投笔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
    毛泽东的批示,无异于一声总动员令。14天后,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有国务院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组织调动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力量,协同二机部在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领域里发起了总攻势,出现了一个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局面:
    1963年3月,由邓稼先、周光召等签署的原子弹理论设计宣告完成;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获得武器级高浓缩铀;
    6月6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1:1模型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达到预期目的;
    8月19日,3个核试验装置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装配完毕,随后用专列陆续运到试验现场;
    8月23日至9月1日,试验现场成功地进行了单元演习和综合演习。
    至此,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就等着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了。
晚响不如早响
    1964年9月,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的最高决策层都紧张、忙碌起来。9月15日,华盛顿。一贯敌视中国的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确保摧毁、限制损害、灵活反应核战略的制定人麦克纳马拉等人举行午餐会,商讨美、苏联合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会后,经约翰逊总统批准,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联合行动一事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谈。
    腊斯克等举行午餐会的第二天——9月16日下午。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九次中央专委会,研究首次核试验问题。17日上午会议继续举行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会后,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向毛泽东、刘少奇作了汇报。
    第九次专委会就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议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现在就试;第二方案,推迟试验。
    第一方案,从技术方面看,通过实弹试验可以取得直接数据,以便对原子弹的设计作出判断。从政治方面看,可以尽早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当然,这要冒一定的风险,美苏两国可能借口我核试验沾污大气层,违反三国条约,而袭击我国的核基地。
    第二方案,出于避免大的风险的考虑,推迟到明年或更晚试验。并且,试验可以采用空爆等较先进的方式进行,如待到新的核基地接续起来后再试,即使遭到袭击也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储备,而且新基地较易保卫。周总理同与会者大多数倾向于第二方案。
    刘少奇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在此之前,他在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曾讲过核试验最好早些进行的话。听了周恩来的汇报,他当即表示同意第二方案。
    毛泽东呢?还得由他来最后决策。
    所谓三国条约,是指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是核大国玩弄的一个骗局,目的在阻挠中国、法国掌握核武器,以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对此毛泽东心里当然清楚,他后来还填词嘲讽:“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至予美国要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毛泽东早有耳闻。去年,同白宫、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艾尔索普写文章鼓吹对中国“实行核绝育”。侵略者的威胁,他的耳朵早灌满了。他历来的对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神情严肃地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核大国企图绞杀它的图谋破产了!
    1964年10月16日17时左右。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余名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
    大厅里,万岁的呼喊翻江倒海。这使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更加高涨。根据他的指示,核试验消息的对外公布时间已由原定的18时推迟到23时,而试验结果的文字报告要19时以后才能报来,但他等不及了,他很想让眼前这些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早点分享胜利的欢乐。坐下来准备照相的时候,他问周恩来:“唉,要不要把那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呀?”
    善于领会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笑了笑说“告诉他们,一个个都要高兴得蹦起来!”照完相,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掌声、欢呼声中挥手离去后,接见主持人大声宣布:“请大家原地休息,队伍不要乱,待会儿周总理要向大家宣布好消息!”20分钟后,周恩来再次走进宴会厅,挥动双臂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激动地说:“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第二个,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整个大厅顿时沸腾起来。
    周恩来风趣地告诫大家:“同志们,你们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
    历史竟是如此巧合。当初,赫鲁晓夫毁约停援,还诬蔑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原子弹20年也搞不出来”。现在,苏联撤走专家仅仅4年,中国人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给了赫鲁晓夫一记响亮的耳光。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说:“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张纪夫谭德峰)
  



来源:SRC-157  责编:焦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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